龔曙光談《生死戀》：王蒙以自己的生命關照中國社會歷史進程

 　　10月27日，龔曙光在“為人心立碑，替世道存照——王蒙《生死戀》新書分享會暨文學對話”活動上分享自己對王蒙作品的感悟。

　　紅網時刻10月27日訊(記者 袁思蕾 蔡娟 胡邦建 郭薇燦 攝影 楊楊)他曾經讀著王蒙的書長大，他說自己伴隨王蒙的文學作品，見證著中國當代文學史的變化。今天，在“為人心立碑，替世道存照——王蒙《生死戀》新書分享會暨文學對話”活動上，湖南出版投資控股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編輯，中南出版傳媒集團董事長龔曙光與嘉賓展開對談，以自己對文學和社會關系的體認來解讀《生死戀》，并闡釋王蒙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的不可磨滅的影響。

　　這是王蒙式的“生死戀”，是中國社會的“生死戀”

　　“其實剛拿到《生死戀》的時候，我的好奇跟大家完全一樣：一個86歲的人，怎樣寫愛情小說?”龔曙光說，世界文學史上，愛情小說數量眾多，且多是描述青春年少時發生的故事，但王蒙寫的《生死戀》不一樣，這是王蒙式的生死戀，是中國社會的生死戀。

　　龔曙光認為，王蒙在《生死戀》中，以簡短、平淡的愛情故事，概括了中國百年來的社會變遷。故事中沒有寫任何社會大事件，或者任何一個政要人物，甚至有意淡化和回避了主人翁的某種身份，但卻能讓人從愛情故事中體認到引發社會變遷的內核，“那就是人心，那就是世道，那就是每一個有血有肉、普普通通的人，在社會的碾壓中，那一點生命的微光、那一根生命的豆芽，是怎樣艱難生長出來的。”龔曙光說，這正如王蒙自己所言：“王蒙老矣，寫起愛情來仍然出生入死，王老衰乎，寫起戀愛來有自己的觀察體貼。”

　　“《生死戀》是一部讓人出乎意料的小說，我認為，這還是源自王蒙先生始終以他的生命來關照中國社會歷史進程的緣故。”龔曙光認為，《生死戀》中既有社會的刻薄，也有社會的寬容。在書中，王蒙雖然寫到了生死，但并沒有聲嘶力竭，而是處在一個非政治、非社會、非經濟，但又與上述這些因素相關的生命狀態中。

　　“我覺得王蒙先生給予我最大的啟示就是，不管寫的是什么，他始終把自己的生命擺了進去。”龔曙光說，從《青春萬歲》開始，到后來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再到后來的《春之聲》《這邊風景》……這些作品里都有王蒙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

　　王蒙的文學創作歷程，就是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

　　“史詩性”“創新性”“生命性”，在對談中，龔曙光提及了王蒙文學創作的三個特性，他認為，王蒙用這些特性代表了中國當代文學。

　　“王蒙的文學創作歷程，就是一部中國當代文學史。”龔曙光說，王蒙一直按照著自己生命的節奏和時代進程在書寫、在創作。縱觀王蒙近百部的作品，從中不僅可以看到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發展歷史，也可以見到中華民族在特殊歲月里所展現的自我奮斗精神。

　　從《青春萬歲》開始，讀者可以一路看著王蒙是如何引領著中國作家在各自領域進行文學探索的。另外，王蒙是中國少有的、能把自己的生命擺進文學史中的人。“在新中國這樣一個特定的時代，一個有成就的作家，必須把自己的生命擺進文學、擺進文學史中。”龔曙光認為，絕大多數的好作家將自己的生命擺進了文學之中，但沒有擺進文學史中，而王蒙做到了。

　　在《生死戀》中，其中的一篇作品《郵事》是非虛構題材，龔曙光由此展開了對文學作品中虛構題材和非虛構題材的探討。

　　龔曙光認為，在王蒙近90年的人生中，他所經歷過的事情，已經通過他的生命進行了典型化。那些王蒙寫下的關于往事的文字，也許并非對應某件確實的事，但卻是他從無數已在自己生命中發生過的事情中提煉出來的。所以，哪怕是人造出來的，即“虛構”的，也是典型化了的，是來自他生命中的東西。這其中蘊藏著王蒙的人生智慧，因此，這些所謂“虛構”出來的作品，可能相比他早年的作品，對讀者來講有更大、更多的價值。

　　“任何一個文學家所寫的東西，其實都是帶有真實性的，這個真實性，如果不是故事本身的真實性，那就是情感經歷的真實性。”龔曙光說。